《丹阳时评》第十五期

“乳儿班”来了，双职工家庭的育儿压力减轻了吗？

如果您在大城市清晨的地铁站中多留意一会儿，可能会看到一些背着电脑包还抱着襁褓的青年父母，他们的目的地，是刚刚开业的乳儿班。婴儿的奶瓶、尿布和白领的电脑包在拥挤的人流中摇晃。这样的场景是许多双职工家庭的日常缩影。

近期，随着多地“乳儿班”（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政策陆续落地，社会期待这一新政能缓解育儿与职场难以兼顾的困境。然而，政策善意与实际效果之间仍横亘着多重现实考验——这场关乎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改革，究竟能否真正为年轻父母“松绑”？

过去十年间，中国0-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长期徘徊在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30%-50%的水平。育儿成本高、托育资源短缺，让双职工家庭陷入“带娃难、送托贵”的泥潭。一位上海金融从业者在社交平台写道：“月薪2万，老人带孩子累病住院花1万，不得已请了月嫂开了1万的工资——生育成了中产返贫的加速器。”

母亲产假结束后婴幼儿无人照料、企事业单位不允许带娃上班、育儿假难落实、哺乳期的难言之隐等育儿难题已经成为城市双职工生活常态，更加速了城市青年不敢婚、不敢生的心理。本期丹阳时评作者林川提出了他的观点——育儿不应该是“孤军奋战”的冒险，“社会共担”应逐步加入“家庭责任”。

“乳儿班”的推广，标志着托育责任从家庭向社会的关键性转移。以上海某央企托育中心为例，企业联合社区提供补贴，家长每月支付2000元即可享受全日托育，费用仅为市场价的1/3；南京试点“医育结合”模式，社区托育点配备专业保健团队，实时监测婴幼儿健康数据。这些探索试图在普惠性与专业性之间找到平衡，为年轻父母织就一张“安全网”。

政策落地后的矛盾却逐渐显现。在深圳某民营托育机构，负责人算了一笔账：每个婴幼儿每月成本约5000元，但限价政策要求收费不超过4000元，“全靠政府补贴和压缩人力成本硬撑”。一些机构为降低成本，将师生比从1:3放宽至1:5，甚至用“无证育儿师”充数，成本压缩下，婴幼儿的安全着实令父母和社会担忧。

更大的焦虑来自供需失衡。北京朝阳区一处普惠托育点开放30个名额，首日报名人数突破500；杭州某社区推出“15分钟托育圈”，排队家庭却已排到两年后。一位二胎母亲苦笑：“抢托育名额比汽车摇号还难，政策像橱窗里的蛋糕，看得见却吃不着。”

要真正释放政策红利，需直面三大结构性难题：财政投入的可持续性、服务标准的精细度、社会信任的构建。

当前多地托育机构依赖“财政补贴+企业让利”模式，但当前地方财政吃紧，企业降本增效成主流，托育投入恐成“无源之水”。这种大环境下，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参考法国“全民托育”经验，中央财政建立专项转移支付，将托育支出纳入基本公共服务清单。

服务标准更需“绣花功夫”。婴幼儿照护不是简单“保管”，而需科学支撑。上海已出台地方标准，规定托育的婴幼儿每日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餐食48小时留样等138项细则；杭州通过监控系统AI监测托育机构实时画面，家长可同时通过手机APP“云监督”。这些尝试将“模糊地带”变为“透明流程”，值得推广。

而巩固社会信任尤为关键。近年早教机构暴雷、虐童事件频发，加剧家长“送托恐惧”。成都试点的“托育责任险”和“机构黑名单”制度，或许能为行业注入“信用资本”。更重要的是，政策需回应一个根本追问：托育服务究竟是为解放劳动力，还是为儿童成长负责？二者的价值排序，决定改革能走多远。

短视频平台上有一条点赞过万的视频，某互联网大厂托育中心迎来首位6月龄婴儿，产假刚刚结束的母亲在玻璃窗外泪流满面——这眼泪中既有愧疚，更有解脱。生育对当代青年而言，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乳儿班”的价值，不仅在于减轻家庭负担，更在于重塑“育儿共同体”的理念：让每个孩子的啼哭都能被温柔承接，让每位父母不必在职场与家庭间“凌空走钢丝”。

完善育儿政策的终极目标，是构建一个“敢生、能育、愿养”的社会系统。这需要政府、市场、社区形成合力，用制度温度融化低生育率的坚冰。当公共服务真正抵达“最柔软的群体”，育儿压力才能从“生存之战”回归“幸福之选”。

《丹阳时评》一期一会，邀请您一起倾听、思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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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尹艺 心怡

责任编辑：何唯

审核：龚春梅 潘德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