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高与董必武是中国第一所官办中学堂文普通学堂的同学
（作者：周德富）
张子高先生早年曾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理主席的董必武同志共同就读于当时的湖北省文普通中学堂，不过两人并非同届。张子高先生是文普通中学堂招收的首届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入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毕业；而董必武主席则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才入学，宣统二年（1910）毕业。虽然两人不同届，但有两年的交集时间，因此二人都非常珍惜这种同校共读的缘分。
张子高先生家族档案中收藏有一封董必武主席给张子高先生的书信，可以见证两人的感情。书信原件及整理文字如下：
子高学长同志：
日前晤教甚快。敝处存有汉上琴台石刻，其中为惺吾先生书者四种，一并奉上，以备观览。顺致敬礼。
弟董必武
十二月十六日
董必武主席称张子高先生为“学长”而自称“弟”，就是因为张子高先生比董必武主席就读文普通中学堂的时间要早。文普通中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官办中学堂，是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武昌创办的，距今已经有了122年。当时有“北有南开，南有文普通”的美誉。该学堂是如今位于昙华林的武汉市第十四中学的前身。这里曾走出了大批蜚声海内外的知名校友，其中包括两位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陈潭秋，五位两院院士李四光、王亚南、彭少逸、陈庆宣、胡正寰，而张子高先生则是首届校友中最杰出的代表。当年该学堂毕业生共51名，经张之洞督鄂时分别保奖以优贡、拔贡、岁供录用，1907年7月毕业时清廷允准，咨行到鄂，其中张子高位列拔贡中的第一名。
（1907年10月12日《申报》，张准即张子高）
董必武主席书信中所说的“日前晤教”是指1961年12月的一次聚会，这在张子高先生保存的董必武主席办公室秘书沈德纯（沈德纯也是湖北老乡，是枝江邻县松滋县人）写给张子高先生的三封书信中可以找到依据。沈德纯的三封书信虽然也没有落款年份，但留下了这样一些信息，第一封信的落款是“十月二十八”日，而信中有一句“今日已是星期六了”，查万年历可知，1961年10月28日正是星期六。第三封书信的落款是十二月二日，而信中有“本月五日（星期二）”一句，查万年历可知，1961年12月5日正是星期二。这两天的日期和星期的吻合完全可以证明董必武主席此信是写于1961年12月16日。再就是第一封信中有“董副主席”的称呼，查董必武同志的履历，他任国家副主席的时间是1959年4月至1965年1月。这16年期间，10月28日是星期六和12月5日是星期二的只有1961年。再查沈德纯的履历，他担任董办主任的时间是1960年左右，这也能间接证明。
下面即沈德纯1961年10月28日写给张子高先生的第一封信。
从书信内容可知，沈德纯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他作为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主席办公室负责人要给董必武主席写传略，需要采访知情人，于是董必武主席给他们推荐了张子高先生。董必武主席给沈德纯他们讲，他在文普通学堂学习时，张子高先生与他是同学，说张子高是第一班，比他的班次高（董主席这里所说的“班次”可能是届次）；说他在文普通中学堂学习的情况，张子高先生可能知道一些，要沈德纯他们去访问张子高。
沈德纯写给张子高先生的第二封信是1961年11月5日。
从书信内容可知，1961年11月3日，沈德纯一行曾去拜访过张子高先生一次。据上一封书信可以推知，沈德纯他们这次主要是去了解董必武主席在湖北文普通中学堂就读时的一些情况，并就董必武传略如何写作征求张子高先生的意见。离开时，沈德纯还从张子高先生家里带回了一些文普通中学堂时的照片给董必武主席观看，但遗憾的是这些照片中没有董必武主席的照片。张子高先生还委托沈德纯向董必武主席打听当时文普通中学堂的另外几位同学。董必武主席说，罗肖甫、邓焕汉两位同学他都还记得，并且告诉张子高先生那个易姓同学名葆恂号力原，1961年还健在。估计是张子高先生只记得易葆恂的姓而不知其名和号了，故有此问；而董必武主席的回答则说明他当时与易葆恂可能还有联系。这三位同学之中，邓焕汉是湖北房县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张子高同年获得拔贡。易葆恂抗战时期曾在武汉发表“服用国货即是救国”的演讲，解放以后还活跃于武汉政商界和文化界，六十年代所写的《《文普通中学堂的一次学潮》《清末科举童子试的形形色色》两篇文章至今仍被人们广泛引用。从这十分有限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仍能明显感受到董必武主席和张子高先生对中学时代的留恋，对昔日同学的牵挂。董必武主席对能与自己昔日的中学同学取得联系非常高兴，盛情邀请张子高先生找时间到他家里做客。
正是董必武主席的这次盛情相邀，才有了沈德纯给张子高先生的第三封信：
很显然，这封信主要是联系张子高先生到董必武主席家里面谈的具体时间。他们此前在电话中约过一个见面时间12月5日（星期二）下午三时，写这次致信是因为那段时间董必武主席要参加的会议特别多，12月5日（星期二）下午三时不一定有时间见面，因此需要与张子高先生沟通，让张子高先生提前了解这一新的情况。沈德纯和张子高先生约定了三点：如果能按时见面，沈德纯将随车前往张子高先生的寓所迎接；如果与董必武主席的会议时间冲突，沈德纯将在当天上午电话通知张子高先生；如果张子高先生有其他事那天不能见面，就让张子高先生联系沈德纯在清华读书的儿子沈洪征，让沈洪征给他爸爸打电话告知。
从本文开头所引的董必武主席给张子高先生的那封信来看，他们后来是见面交谈了的，并且交谈得非常愉快。虽然不知他们是哪一天见面的，但可以肯定是12月5日之后、12月16日之前。
现在我们再次回到董必武主席那封书信上来。信中董必武主席说他珍藏有“汉上琴台石刻，其中为惺吾先生书者四种，一并奉上，以备观览”。这里所说的“汉上琴台石刻”是指清嘉庆初年，湖广总督毕沅主持重建古琴台，汪中代笔撰写《琴台之铭并序》和《伯牙事考》两文。光绪十年（1884年），黄彭年又撰写了《重修汉阳琴台记》。光绪十六年（1890），杨守敬主持重刻并亲自书丹，将《琴台之铭并序》《伯牙事考》《重修汉阳琴台记》《琴台记》重新镌立于琴台碑廊之中，并书“古琴台”三字刻于大门门楣。董必武主席珍藏的正是杨守敬书丹的这几块碑刻的拓片，“惺吾先生”就是杨守敬，杨守敬号惺吾（一说字惺吾）。
(杨守敬书《重修汉上琴台记》碑刻拓片，此图片来自网络)
分析董必武主席珍藏这些拓片的原因，除了他是湖北人，早年又在武昌读书，对武昌的人文景观特别有感情这一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他对杨守敬的仰慕。杨守敬光绪十年（1884）从日本归国曾在董必武的故里黄州任职，先任黄冈县教谕，后升黄州府教授，时间长达15年，直到1899年选调两湖书院地理教习才离开黄州。我们目前没有史料证明董必武主席当年在老家读书时是杨守敬的学生，但作为黄州的后学晚辈、作为正在科举之路上艰难跋涉的一名生员，他一定对当时在黄州、湖北已经极有影响的杨守敬是仰望至极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董必武主席和张子高先生会面时，张子高先生极有可能将自己珍藏的文普通中学堂的毕业证给董必武主席观看了，而该毕业证上赫然写着“保人杨守敬”。试想，当董必武主席看到这几个字，该会引发他多少联想啊！这可能正是董必武主席特意将自己珍藏的“汉上琴台石刻”邮寄给张子高先生观览的背后原因，这一似乎很简单的“奉览”举动，其实包含着同校共读、同沐师恩、同仰乡贤的浓浓深情。
（湖北省文普通中学堂毕业凭照）
最后做一个补充说明，沈德纯书信中提到的李寿慈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弟子，清华大学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后任清华副校长。
董必武主席与张子高先生这对文普通学堂的同窗，以殊途同归的赤子之心诠释了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信仰。董必武主席从辛亥烽火中锻炼成长为中共创始人，将少年治学之志熔铸于建党兴国的法治根基；张子高先生则深耕杏坛六十载，以化学研究拓荒者的身份践行“科学救国”的初心，在清华园培育出两代学术栋梁。两位世纪学人虽一从政一治学，却始终以家国情怀为纽带，用毕生心血践行印证了文普通学堂“经世致用”的育人真谛，更以殊途同归的生命轨迹，谱写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求索的壮丽和鸣。
